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，我国201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8280美元，已过小康水平而进入了全面小康或者中等收入阶段。世界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表明，在这个阶段，经济增长方式由中低端、粗放型向中高端、集约型提升，人们财富增长由中低收入向中高收入水平提升，阶层结构由“哑铃型”向“橄榄型”提升，社会结构从传统农村社会向城镇化社会提升。这就是人们普遍认为的“中等收入陷阱”阶段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我国“十三五”或更长一个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最基本特征，就是“转型发展”：在转型中提升发展，在发展中实现转型，从而成功跨越“中等收入陷阱”，迈上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征程。具体说来，在转型发展即跨越“中等收入陷阱”时期，主要呈现出以下13个基本特征：

第一，经济增长速度进入下行期

社会经济增长或者说扩大再生产，有增加劳动量和提高劳动生产率两条基本途径，而生产要素供给和资源环境承载力是决定经济增速的基础性因素。我国经济经过长期高速增长，目前生产要素供给、资源环境条件发生了新变化。以劳动力要素为例，2012年我国首次出现劳动力数量及其占总人口比重双下降，人口老龄化加快，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。尽管经济的快速增长，使得各种经济发展要素和资源被极大激活，但由此也被快速消耗，特别是人口红利逐步消失、低成本资源逐步减退、简单的产能扩张逐步低效化、资本债务积累逐步扩大化，资源环境、收入分配等问题的逐步积累，都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增速下行。

与此同时，在经济增速下行的转换阶段，通常又面临着庞大的产能过剩及背后低效、无效投资和债务不断积累而产生的资源严重缺配或错配。这样，经济增速下行更是难以避免。在现有生产力水平下，资源、环境、人口结构、劳动力供求等发展要素，显然难以长期支撑经济的高速增长。这就促使经济发展的路径要改变过去以增加劳动量为主的旧轨道，走上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主的发展新路，实现经济增长与效益提高的均衡发展。因此，在这个阶段，经济社会发展迫切需要调整转型。如果贻误时机或转型不当，势必导致经济增长恶化下行、社会发展徘徊不前，甚至有可能引发严重的经济社会危机。

但是，经济增长下行不等于可以放任“失速”“失控”。我们务必要防控因经济下行而致失速，努力做到下行而不失速、不失控，转型而不逆向、不倒退。这就需要把控好下行和转型的节奏，着力做好转型发展的文章。要知道，没有适度的经济增长，就不可能成功转型。适度增长是跨越“中等收入陷阱”的根本保证。

第二，经济增长动力进入换挡期

在转型期，经济增长适度下行不但有必然性，还是合理的。但过快下行或长期徘徊不前甚或倒退，则代价昂贵、风险极大，会错失现代化发展的历史性机遇。出现这类恶性下行的根本原因，是支撑以往经济增长的旧动力日趋乏力，而新动力又尚未形成。

新旧增长动力的转换是一场深刻的变革。因为，新旧动力有着本质的区别：旧的增长动力主要依靠资源要素驱动、投资驱动、量的扩张，而新的动力则需要创新驱动、科技驱动、质效提升。也就是说，原来主要依靠劳动力、土地、自然资源投入来拉动经济增长，而新动力则更多地以科技创新、制度供给、人力资源开发来驱动经济增长，也就是发展路径逐步从过度依赖自然资源向更多依靠人力资源转变。

新旧发展动能的持续转换是跨越“中等收入陷阱”的关键阶段，但转换需要一个过程。如果这个转换过程“脱节”或者转换时间过长、转换起伏过大，经济增长都可能掉入“恶性下行”的“陷阱”。因此，在着力培育新动力的同时，务必注重旧动力的提效和传统产业的提升，以实现新旧增长动力的有机更新。

第三，经济结构进入磨合期

经济发展经过工业化“起飞”快速增长后，生产规模和种类、市场结构、人们生活水平和需求结构、社会财富聚合状况等，都发生了新的变化。原来以扩大规模为主的增长方式和以工业产业为主的经济结构，逐渐不适应变化了的国际国内市场结构，增长方式和经济结构需要优化升级，特别是第三产业开始逐步成为主导产业，消费需求逐步成为拉动增长的主导动因，日常消费型服务业和经济社会活动的现代服务业需要快速增长；随着城市化的快速提升，城市经济逐步占据主导地位；一些依托科技进步而改造提升的产业和新兴产业的作用也逐步凸显；尤其是资本市场的发展，经济结构调整更是进入了新的阶段。这样，经济结构中供给侧的矛盾会越来越明显，因而需要加快调整和变革。

不过，经济发展是一个系统组织，经济增长是一个由供给到消费的周而复始的生成运动，经济结构的供给侧和需求侧也始终是一个平衡—失衡—再平衡的过程。问题在于，转型时期通常会因传统产业中的产能过剩而致市场供给侧滞后，新的产业、产品的供给也尚未能满足市场的新需求。因此，尽管我们不能因此而忽视总需求管理。无论淘汰落后、过剩产能还是培育新产业、新产品，都离不开或紧或松的需求管理，但在转型发展时期，通常还是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，供给侧的调整变革占着主导性的任务。

第四，经济发展成本进入上升期

后起的发展中国家之所以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保持经济的快速增长，最主要的是依靠低成本的要素投入来驱动经济增长。这使得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有着性价比优势，从而拉动生产规模扩大和经济较快增长。

但是，随着不可再生资源的大量消耗，资源的紧缺会加剧成本和产品价格上扬；随着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升以及老龄化社会的来临，大量廉价的劳动力逐渐消退；随着社会各种要素流动和社会利益分化加快，社会发展、社会治理、社会共享的成本大为增加；再加上国际市场竞争的加剧，都使得经济增长的成本快速提升。这就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增长效益逐渐下降，生产经营活动进入均利、微利时代，甚至出现了大量亏损行业和企业。

这是转型期要付出的代价，也是倒逼推动转型发展的重要动力。事实上，就企业来说，首先感受到的是因劳动力等资源成本上升而导致效益下降的压力，如果企业家们能敏锐把握市场发展趋向，未雨绸缪，抢占转期先机，培育新优势，就能“更上一层楼”。

第五，企业结构进入重组期

随着产业结构、增长方式的转变，过剩产能的形成和生产成本的提升，企业之间的竞争加剧，迫使企业的组织结构、管理结构和企业之间的组合结构也发生新的变化。

其中，那些运用落后技术、生产过时产品、处于过剩产能领域的企业，将面临破产倒闭的厄运；那些产品尚有市场但缺乏盈利和竞争实力的企业，将面临被兼并重组的命运；随着行业内一些规模大、实力强的龙头企业及其企业家精英队伍的形成，其行业、产业垄断性大公司呼之欲出，进而一批跨界性的大型或特大型企业、财团会应运而生（反垄断则是更后一个阶段的重要特征）；家族型的企业逐步过渡到以股份制为主的现代法人的治理结构；中小型企业只有依靠自己把产品做精做细做特，并与行业龙头性企业保持配套协作状态下才能生存下去；适应这个阶段市场结构和经济“新旧结构”转换的需要，则会催生一大批从事新产业、新业态、新产品的科技型、创新型企业。

显然，企业结构及其企业间的兼并重组，是经济转型期的重要表现。目前，我国经济结构和企业结构正处在破产与新生、兼并与重组的优胜劣汰时期。

第六，金融资本形态进入创新期

在工业化中后期，人们生活水平达到中等收入、经济结构开始进入“以中高消费和科技驱动为主导”的阶段，还出现了这样一个重大的经济现象：经济的金融化和金融的资本化特征日趋强化。

事实上，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的转型，最主要的是科技化、金融化和消费的中高端化（发展型、享用型、休闲型消费需求）。在工业化中期，金融业迅速崛起扩张，金融资本规模逐步超越生产（实业）资本，金融资本市场快速发展，社会成员和社会生活全面进入“金融化”时代，金融、金融资本、资本市场成为经济社会发展（生活）的重要杠杆工具，金融资本自身也成为整个社会经济结构中相对独立的一个“经济帝国”，从而“金融”功能超越融资、存贷的传统形态而转型为“金融资本化”的新形态。

经济转型时期，恰恰也是金融业态、资本市场的调整创新时期。如果转型期不完成金融业态的变革、金融产品的创新、资本市场的培育、金融体制的改革，经济社会转型就不可能顺利推进，也实现不了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，更建不成经济大国和强国。现代经济的核心是金融，现代社会是高度金融化的社会。金融不只是一个产业，它更是国家宏观经济调控的基本杠杆，也是经济社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在金融资本的转型创新期，我们应特别注意的是，金融资本转型的过程，同时也意味着债权债务、财富财产、产业投资的重组过程，因而转型期金融风险的防控显得尤为重要。

第七，自然生态环境进入修复期

自然生态环境没有“替代品”，是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生存生活的“衣食父母”，过度开发利用自然资源，污染破坏生态环境，迟早会遭到自然的“报复”，反过来制约人类的持续发展。

在工业化初中期，由于粗放型增长、大规模开发利用资源，必然带来自然资源约束日益趋紧，能源消耗总量日趋庞大，环境污染日趋严重，生态环境系统明显退化，水污染、土污染、大气污染等环境污染事件频发。人类发展与生态环境的矛盾到了转型时期更会集中爆发出来。这意味着资源环境已经难以继续维系人类社会的粗放式发展，人民群众对碧水蓝天等生态环境的需求已经越来越迫切了。